|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颠覆认知的历史印象： 唐朝在西域只放了两万兵，就管住了偌大的地盘；而宋朝在西北堆了几十万大军，却连个西夏都搞不定。 很多人因此得出一个结论：唐军是天兵天将，宋军是软脚虾。 但事实上，这种理解是有点偏差的。不是说结论是错的，而是说这个“两万兵”的说法，本身就不太准确。 根据史料记载，盛唐时期，单是安西节度使就有兵力二万四千，北庭节度使还有二万。加起来就是四万四千人。 而且，如果算上整个西北防线（安西、北庭、陇右、河西、朔方），唐军总兵力高达二十五万多，其实并没有比宋朝少太多。 那么问题就来了，既然兵力数字没那么悬殊，为什么实际效果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？ 借着这个由头，今天我们就要讨论的，正是唐宋在西北防御上的“攻守之势异也”—— 展开剩余88%如果你要问这有什么意义，那么不管是唐军还是宋军，对于如今都没有任何意义。 但是，通过两种模式的对比，我们却可以理解军事威慑、战略纵深和国家意志之间的联动关系。 这是不是就有现实意义了？ “天兵降临”的威慑：你赌不起的底牌 我们先来看唐朝。为什么区区两万多安西驻军，就能震慑住广袤的西域？ 核心原因在于，唐军建立了一种“天兵降临”式的威慑。这就像一个军事迷做的比喻：唐军主力好比F22，西域那两万驻军好比歼八二。 你看着歼八二，觉得好像能打一打。但问题是，你敢打吗？你打赢了歼八二，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F22。所以，你的选择，就是别动。 唐朝给西域各国的，就是这样一道选择题。 西域各国面临的问题是： 如果他们进攻这两万唐军，输了就输了，万一赢了怎么办？接下来，从河西、陇右等地开来的主力大军，可不是他们能承受的。 所以，对他们来说，好的选择反而是跟着唐军去打自己的“西域友军”。 这种底气从何而来？源于唐朝统治集团骨子里的自信和攻击性。 贞观年间打高丽，唐军围攻安市城，兵力不过三万，而高丽倾国来援的大军有十五万。 一比五的兵力差，换做宋朝将领，怕是早就准备跑路了。可唐军上下却乐疯了，觉得这是“一战定乾坤”，把敌人一锅端的好机会。 唐太宗甚至都懒得采纳偷袭敌方首都的奇谋，而是大大方方地摆开阵势： 一万五千人正面吸引，一万一千人埋伏侧击，自己亲率四千人当预备队。结果是斩首两万，俘虏三万六千多。 你看看，三万人就敢包围十几万敌军，打完还嫌没能灭国，觉得是“耻辱”。这种“凡尔赛”式的遗憾，背后是何等强大的军事自信？ 所以，西域各国面对的不是孤零零的两万唐军，而是这两万人背后，一个随时准备“犁庭扫穴”的强大战争机器和一群以灭国为KPI的军事天才。 用现在的话说，大唐在西域，是打鹅乌战争的美国；兵力可能不多，但它说了算。 战略纵深：我家大门常打开，开在长安一万里外 除了军事上的威慑，唐朝还有一个宋朝梦寐以求的巨大优势——战略纵深。 这句话怎么理解？很简单：宋朝的边境，在唐朝只能算内地。 当唐朝的边境出问题，那指的是远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某个部落有异动，离首都长安还有一万里路，朝廷完全有时间调兵遣将。 而宋朝的西北出问题，那可就意味着西夏人出了门就到延安，三天就能杀到西安吃上魏家凉皮，半个月就能兵临蜜雪冰城总部。 换了谁，都得在家门口屯上几十万重兵。这种感觉，就好像： 北京人一觉醒来，得知敌军已经打到了天通苑。 北京人一觉醒来，得知敌军已经打到了天通苑。 天津人一觉醒来，得知敌军已经攻占了小白楼。 天津人一觉醒来，得知敌军已经攻占了小白楼。 贵阳人一觉醒来，发现敌军正在花果园爬楼。 贵阳人一觉醒来，发现敌军正在花果园爬楼。 这就叫没有战略缓冲。 一旦没有缓冲，就要屯驻重兵。而重兵又带来新的问题： 补给谁来管？朝廷管，就是财政黑洞；让将领自己解决，那就是安禄山式的军阀。 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，其根源恰恰就是因为后突厥复辟，唐朝丢掉了蒙古高原的战略缓冲区，不得不在范阳重兵设防，结果养虎为患。 所以你看，唐朝在西域的两万驻军，身后是河西、陇右的十几万大军，再往后是广阔的关中平原。 而宋朝的几十万大军，身后就是富庶的核心经济区。一个是游刃有余的前哨，一个是贴身肉搏的盾牌，这里面心态和效能，自然不可同日而语。 制度的艺术：不只靠打，更要靠脑子 当然，如果认为唐朝只靠“能打”和“地大”，那就又错了。相比肌肉，唐朝更懂得用脑子。 首先是“以夷制夷”的艺术。 唐朝是个真正的多民族帝国，它的部队远不只有汉族人。 在西域，大量的“唐协军”和归附的部落武装，是唐军重要的力量倍增器。安西、北庭的留守军民里，就有大量汉化的少数民族。 安史之乱爆发，远在阿富汗的唐协军，说着外语，长着雅利安人的面孔，却高喊着“赴国难，讨国贼”，翻山越岭来到关中参与平叛。 其次是高明的羁縻统治。 唐朝在西域并不搞直接统治，而是承认当地部族首领的地位，给他们“都督”之类的官职，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。 朝廷驻军的核心任务，不只是充当决定胜负的“压舱石”，更是要“帮西域各国武装抗税”。 因为匈奴、突厥这些草原霸主，既要钱也要命，而大唐基本上不收税、不征兵。 所以班超带着几十人就能在西域自由行动，就是因为他代表了那些小国的共同利益。 最后是经济上的自我造血。 唐朝在西域大规模开展屯田，“庄稼连成一片，良田延伸几十里”，不但解决了驻军的吃饭问题，减轻了中央的财政负担，而且还带动了地方的经济。 大家都有饭吃，谁还愿意跟着叛乱的人胡闹呢？ 你看，军事威慑、政治联合、经济融合，三个方面一起推进。那两万驻军，只是这套复杂体系中很明显的一小部分。 黑色幽默：自己养出的“大BOSS” 宋朝面对的西夏，确实是个硬骨头，人口百万，动员能力很强，是接近朝廷王朝体量的政权。 但问题是，这个大BOSS，很大程度上是宋朝自己“养”出来的。 西夏的前身定难军，在宋太宗年间就已经归降北宋，西北形势一片大好。 结果，挫宋一顿骚操作，愣是让当时只带着几十个人流亡的李继迁死灰复燃，还一步步把唐代人口稠密的灵武、武威等地给丢了，让李继迁成功建立了西夏的基业。 这简直是一出黑色幽默：自以为能省钱，结果花了更多的钱；弃地弃到最后，让敌人越来越强，自己却越来越惨。 唐太宗在渭水之盟，兵不血刃逼退二十万突厥大军，事后还觉得是奇耻大辱。 而宋真宗搞出个“澶渊之盟”，花钱买平安，居然觉得自己功高盖世，跑去泰山封禅，搞得后世皇帝羞于再去。 一个挨了打还自吹自擂，一个没掉血还觉得丢人。这种精神层面的巨大差异，或许才是两朝对外战绩天差地别的根本原因。 很多时候，那些看起来高大上的战略成败，最后都会以这么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方式，悄悄揭晓谜底。 古今皆然。 番外：唐朝在西北到底有多少兵力？ 我们在正文中一直说唐朝在西域驻军两万多，这其实是指安西都护府直辖的“安西四镇”兵力（24000人）。 如果算上负责防御北方的北庭都护府（20000人），那么唐朝在传统西域地区的核心机动兵力是四万四千人。 但这不是全部。 这四万多人身后，是真正的“大杀器”——河西与陇右两大区。根据《旧唐书》天宝年间的记载： 河西节度使驻地在凉州（今武威），主要任务是“断隔羌胡”，总兵力七万三千人，战马一万九千四百匹。 驻地在凉州（今武威），主要任务是“断隔羌胡”，总兵力七万三千人，战马一万九千四百匹。 陇右节度使驻地在鄯州（今西宁），主要任务是“备御吐蕃”，总兵力七万五千人。 驻地在鄯州（今西宁），主要任务是“备御吐蕃”，总兵力七万五千人。 也就是说，仅仅在甘肃、青海一线，唐朝就安排了近十五万人的庞大兵力。 这些部队，尤其是河西节度使麾下以骑兵为主的部队，就是安西、北庭驻军的坚强后盾和快速反应部队。 开元年间，突骑施崛起，围攻安西。唐朝就是从河西、朔方等地调集了四万五千人入西域增援，一举将其击溃。 所以，我们再看唐朝在西域的军事安排，就会有一个更清晰的图景： 以安西、北庭的四万四千人为“前沿存在”和“快速反应”力量，以河西、陇右的近十五万大军为“战略预备队”。 这个三层纵深的防御体系，加起来总兵力近二十万。 现在你再回头看，宋朝在西北集结几十万大军，是不是就没那么难以理解了？ 因为它面对的，是已经推到家门口的敌人，它不得不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。 而唐朝，则拥有着多个“篮子”。 发布于：福建省 |
